6月16日，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，国内经济仍处在恢复之中，恢复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，疫情防控压力仍不容忽视。上游价格的上涨，对于下游企业的经营压力也在加大。
大宗商品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强劲上涨行情，今年以来又出现了一波强劲的上涨行情。除了螺纹钢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，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全面的，包括农产品、黑色、有色和能源化工，这四类产品涨幅都非常惊人。
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的同时，全球性的物价上涨在所难免。但是，当人们更多地关注“通胀”问题之时，恐怕更该给出提示：当下最为危险的经济趋向不是“通胀”，而是“滞胀”。同时需要指出：通胀和滞胀属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，治理方式也存在截然不同差异。
中东战争拉高石油价格，而石油价格暴涨则从成本端严重推高全球消费品价格。鉴于国际石油交易以美元计价结算，所以石油价格大幅上涨，一方面增加国际市场美元需求，美国因此获得了巨额“铸币税”;另一个方面严重提高制造业(实体经济)的生产成本和老百姓的生活成本，从而抑制全球经济需求，并导致经济衰退。这才是当年全球经济“滞胀”的根本原因。
用什么方法治理这样的“滞胀”?结束中东战争。但美国没这样做，里根和撒切尔偷换概念——把“滞胀”解释为“通胀”，并放任美联储以大幅提高联邦基准利率的方式去抑制所谓的“通胀”。结果是什么?美国本土制造业、实体企业哀鸿遍野，并在资本市场掀动了一轮“兼并收购热潮”，制造业企业变成了金融家手中的赚钱工具。
美国为什么这样做?诚如保罗·沃尔克所说：这是政治。什么政治?构建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经济一体化。第一，用高利率把美国本土制造业驱赶到劳动力、自然资源较为廉价的发展中国家，使美国站在经济顶端;第二，以金融控制全球制造业，以美元购买全球制造业商品;第三，发展中国家用对美出口顺差(美元)购买美国国债或其它债务，让美元回流美国本土，同时美国贸易逆差恰恰是美国获得的、更大规模的“铸币税”。这样一种经济循环被称为“全球经济一体化”，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之为：美元的债务经济循环模式。
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?因为今天的问题与当年很像。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势必压制实体经济、制造业的投资需求，而物价上涨势必压抑老百姓的生活消费。两者相加，物价上涨、经济衰退。但不同的是：当年残害的是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，而今天将伤害的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。
所以，中国现在可能更应该采用防范“滞胀”的方式去应对，而绝不能采用治理“通胀”的去方式应对。从宏观经济政策上说，治理“滞胀”需求的是“保增长、扛通胀”的手段。即以相对宽松的政策确保制造业企业活力，确保国家经济活力的，同时以增加国民收入的方法确保国民消费能力。
必须懂得：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首先应当是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”，而不是机械教条地维护货币稳定。实际上，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，中国物价的确出现了不小的涨幅，但如果经济增长、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，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样可以获得相应的提高。
在美元霸权暂时无法破除的现实条件下，中国经济的被动性或不可避免。而面对现实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应当是：让老百姓的收入和物价同步上涨。
